I

 

Michael Scofield是一个相当富有浪漫主义的孩子。

 

为了救他的哥哥Lincoln Burrows，他精心策划了一个越狱计划，包括如何入狱，如何脱逃，以及脱逃之后该去哪里，面面俱到，万无一失。于是他按照他的计划在一家银行里举起了手中的抢。在那一瞬间Scofield很清楚地意识到他已经开始付出为了Burrows自由的诸多代价中的第一个：他成为了一名货真价实的罪犯。

 

Scofield的罪行在大多数人看来是可以被辩护的：抢劫银行并不是他的目的所在，他的目的是要去救助他的哥哥——一个被错误定罪的人，换言之他的最终目的是去修复司法的错误。但一个人的罪到底是由什么决定的？是由行为治罪还是按照动机治罪？司法暴力制度化地一笔勾销了个人在感受实际困惑时做出的自我选择和确定自我信念的正当可能，以维持最低限度的社会公义。如果从动机出发，去说刑事犯人也有善良的天性，有合情的理由，那整个公共伦理就没有了意义。偶然的性情原因是每个人都可能遇到的，人的自然性情都是有缺陷的，伦理学能去讨论人性中的是非标准，但不能因为因为是从人性引发的行为就能亮起公共伦理上绿灯。Scofield的罪行因此货真价实，他的哥哥或许是无辜的，但他却是有罪的。

 

这也是为什么说Scofield富具浪漫主义色彩的原因，他尝试用自己的个人伦理价值去对抗公共伦理。越狱蓝图就描绘在他的身体上，他相信只要计划足够完美，司法暴力是可以被攻破的。自始至终Scofield的发型都是经典的犯人板寸平，他的罪犯身份也成为了整个剧本的主题：观众所关心的不单单是他和Burrows如何逃出监狱的情节发展，更多的是他将如何在这个司法世界里继续生活的命运。

 

 

 

当Scofield和Burrows逃到巴拿马的时候，随同他们一起越狱的人已经大多被杀害，还有他们的朋友Veronica。而当Scofield所爱的Tancredi医生也在他们离开美国时被逮捕时，他看着被他营救成功的哥哥，终于歇斯底里地问了这样一个问题：“这一切是否值得？”

 

当初看来完美的计划最后却导致无数人丧命，Scofield万万没有想到在Burrows所受的陷害背后有如此天大的政治阴谋。这不仅仅是Burrows的自由代价的问题，而是这自由意味着与政治腐败进行对抗。在连续剧中，几乎每一集都会有若干人丧命，用这些生命去换取Burrows的自由，自然是不值得的，但当Burrows的自由象征对抗腐败时，似乎就有了意义——尽管Scofield的初衷并非如此，他只是单纯地希望能让自己的哥哥继续活命。

 

按照亚里士多德所谓的诗性正义原则，我们几乎可以预料之后的情节发展——Scofield和Burrows起码最终一个能获得自由，而黑暗的政治势力最后一定会推崩瓦解。虽然这样依靠两个逃犯瓦解黑幕的故事的确有点夸张，但是不妨再来问这个问题：用鲜血去对抗阴谋是否值得？通常腐败并不会杀人，腐败本身是一个经济和体制上的概念。但当经济和体制收到威胁的时候，无论腐败与否，都会开始杀人。如果Scofield当初没有去营救Burrows，那死的就仅仅是Burrows一人，而不是几十条的人命。当然那群为了利益陷害Burrows的人会继续逍遥，诗性正义并没有得到伸张。

 

诗性正义的作用，是用故事去提示一种行为准则：从善不从恶，因此故事的结局必须是善人善报恶人恶报。但至于如何消灭恶，却没有现实的指导。Scofield可以救出他的哥哥，甚至也许能够将陷害Burrows的势力瓦解，但他却没办法消除腐败本身——立即就会有新的势力来添补这个腐败的空缺，日后也难免会有第二个Burrows，但却未必有第二个Scofield。要消灭腐败，就如同降低犯罪率一样，说到底还是经济问题，在资源稀缺的前提下，社会中的恶是一个恒定的比例，想要达到纯粹的正义永远不可能。Scofield的越狱计划最终可能会换来局部的正义，但当他歇斯底里喊出那一句话的时候，没有退路的他事实已经知道了答案。

 

 

 

Fernando Sucre不是一个亡命之徒，但却愿意为了爱人不惜做任何事。

 

当他逃亡到墨西哥的时候，碰上了一个头发花白的老头。当老头问起他他为何如此匆忙赶路时，他说，为了爱情。老头满意地点了点头。当他在Calomatillo站被赶下车后，老头说，可以在我那过夜。夜里他偷偷起来，偷走了老头的车，星夜赶往Ixtapa，不想半路被警察拦下，被扭送回了老头的面前。老头抬起头看看他，说车是我借给他的，正好你回来了，走时候匆忙，忘记给你加油的钱了。Sucre重演了《悲惨世界》里冉阿让的故事——因为小偷小摸入狱，越狱之后遇见好心人，但却在好心人身上再次犯罪，最后却又获得庇护和原谅。这样的人文主义的宽容提示了一点：是否有必要去惩罚罪人？

 

圣经里讲了一个基督和妓女的故事：当一个妓女被审判并要被众人用石头砸死的时候，基督说，你们其中谁是没有罪的，那就扔出手里的石头，惩罚这个有罪的人。于是所有人都放下了手里的石头。英语里有个词，moral highhorse，用来形容面对罪犯道德上的一种幸灾乐祸的心态。往往在目睹罪恶时，人们总喜欢骑在道德高头大马上指指点点，却忘记了事实上任何人都有罪。既然人生来就有原罪，那又有谁有这个惩罚罪恶的权利？司法的建立本身并不是对道德的概括，而是给道德意义上的行为一个默认的后果。威慑力的作用可以约束行为，但却不能真正地恢复罪犯的道德。而在司法暴力“以上帝名义”来行使惩恶行维护最低社会公义的时候，又有谁以上帝的名义去行使宽容？

 

对于人的沉沦基督看的很清楚，只有自我的乞求补赎的意向才能真正将人从罪感中救出来，而不是通过握在手里的石头。当Sucre从监狱中逃离的之后，对于命运的沉沦感让他再次犯罪变得毫不犹豫，对于刚刚逃脱罪的惩治的他来说，这时候一切司法的惩罚都已经变得毫无约束力。也只有行使宽容才能自发地让他从沦陷中承认自己自然生命的有限和欠缺，感受到赎回生命依据的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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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算写《越狱》很久，最开始雄心勃勃准备每个主角都写一段小品，结果一拖再拖，乃至剧情都不太记得清楚了。第三季就要开播了，在这里先匆忙贴出来再说，否则就跟不上情节了。 《越狱》本身不是伦理片，不过不妨碍跳出情节发展用伦理角度去看。其实大部分美剧都有点文化小背景在里面，那群写剧本的的确是有两下子的。

近日购得几本新书。有主题地挑选了20世纪比较有名的四个人的诗歌集子，大约也都是在二战前后生人。四本里除了一本全集之外，其余都是五十来页的小册子，让人爱不释手。在这里亮相一下，顺便八卦八卦作者的事迹。

 

 

从十七世纪开始英国就有一个被称为“桂冠诗人”的传统。这是由皇室指定的，在重大节日或场合代表国家作诗的职位。这样的任命是终身的，并且是唯一的。毫无疑问戴上这个桂冠就意味着你是英国最牛逼的诗人了。

 

于是在1984年John Betjeman死了之后，这个头衔毫无疑问地就应该落在Philip Larkin的头上——公认的20世纪后半页最好的诗人，赫赫有名。当时Larkin六十出头，人已经在医院里了。听说消息后，这个知天命的老头摇摇头，说，我已经不写诗了，不算啥诗人了。第二年人就死了。

 

当初读Larkin的诗，很不巧看到的第一句就是"they fuck you up..."，让当时还带有浪漫主义情怀的我大惊失色。对于"coitus"和相关器官的用词Larkin从来毫不避讳，看来Larkin人的确实在。对于桂冠诗人这个称号，万一换成别人，估计就成了那种弥留之际喜讯传来，老头子老泪纵横，唏嘘感慨不枉为人，心脏病突发直接挂了的俗套故事。“我已经不写诗了”，一个简单地不能再简单的理由，没什么好自恋的。

 

我在Coventry待了无数年，直到最近才知道Larkin原来就是Coventry人，而且他所上的中学就在以前我家边上，记得那时候没事还在那学校后面的篮球场上玩过。后来忍不住，上那中学的网站想觅觅仙踪凭吊凭吊，结果翻了好久，才在一个毕业校友的名录里找到Larkin，按照字幕顺序排在中间，注释：著名诗人，图书管理员。又是低调地不能再低调。换在国内，估计恨不得挂头像，立雕塑了。Larkin就这么简简单单入土了，除了名字和诗集啥都没留下。

 

不过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

 

 

 

Keith Douglas比Larkin还年长两岁，两个人是Oxford的校友，但Douglas却永远是个年轻人。离开Oxford之后他参军，在非洲和中东战场上呆了好一阵子。后来指挥一个小分队，参加了著名的诺曼底登陆。D-Day三天后一颗炸弹在他头上引暴，死的时候才24岁。

 

Douglas是属于那种让人一见钟情的诗人，确实有才。最早的时候是在一本选集里读到他的How to Kill和Vergissmeinnicht，然后就一直想要一本他的全集。收到这本册子的时候欣喜若狂，不过翻开看看发现的确含金量不高，好的的确大部分都集中在他大学毕业之后参战期间的作品。也许是全集的确是太全了，连中学时期的作品都没放过，还有几篇关于诗歌批评的小散文。不过加上前言和Ted Hughes（Larkin拒绝之后再指派的桂冠诗人）写的序，还有注释，年表生平，的确算得上相当完整的全集了——尽管比起其他诗人如同板砖似的全集，这本书的确是单薄地可怜。

 

关于Douglas的一切，都在这本书里了。突然想来觉得奇妙，一个人喜怒哀乐的一辈子，就这么被规整进了前后160多页的册子。关于Douglas这个人我们不可能了解的比这本书更多了。

 

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

 

 

尽管连诺贝尔文学奖都是他囊中之物，Seamus Heaney永远不可能是桂冠诗人。因为Seamus Heaney不是英国人。

 

但大多数人却忽视他的爱尔兰血统，在经常性地把他和Philip Larkin，Ted Hughes等相提并论的同时，也时常会有“对20世纪英国文学突出贡献”的说法出现，虽然正确说法应该是“英语文学”。直到他的诗被放入一本《不列颠当代诗歌》选集的时候，Seamus Heaney再也受不了了。他随即发了一首诗，里面写到：

Heaney就是这么一个顽固的爱尔兰人。这本Death of a Naturalist，算得上是他比较早期的集子之一，基本上描写的就是他的爱尔兰故乡田原生活。但不幸的就是写出来的东西最后大部分读者却是英国人，自然拍手叫好给他捧场的也是英国人。Heaney就好比是英国诗歌届过继过来的一个养子，人家含辛茹苦把他拉扯大，喜欢他就跟自家亲生娃娃一样，巴望着之后他能继承衣砵光宗耀祖。结果翅膀硬了，回过头咬一口，说我才不是英国人！一时间不知道伤了多少人的心。

 

看来对Seamus Heaney来说有奶不一定就当是娘。英国人也没把他看成叛徒，因为对于一个领袖，不存在叛变这回事。

 

 

对Carol Ann Duffy是四个人里面了解的最少的，是四个人里最年轻的，唯一的女性。同性恋，前女友Jackie Kay，也是挺有名的诗人。

 

83年的National Poetry Competition头名状元，两次Forward Prize，一次T.S. Elliot Prize的得主，两枚不列颠勋章。写诗到她这个份上，其实该有的都有了——除了桂冠诗人这个头衔。

 

当Ted Hughes九八年过世的时候，桂冠诗人的位置再一次空缺。此时貌似Duffy应该是不二人选，但Tony Blair却有不同的看法，他很难容忍一个同性恋者给一个国家写诗的概念。几番波折后桂冠给了Andrew Motion。之后Duffy说，即使给她她也不会接受，不想当御用文人歌功颂德的，也不稀罕。一副愤世抛俗的样子。

 

一般被世俗抛弃的人，才会变得愤世抛俗。

 

最近人感觉疲了，懒得动脑筋写东西。约莫快大半年没画画了（自己都没感觉到那么久了！），今儿想看看自己到底退步到啥程度，就拣了Virginia Woolf的肖像试着画画。听说最后Woolf是溺水死的，跳河前还故意在兜里装满了石头。冥冥中又是一个和Ophelia有联系的女人。很少画人像，将就了。

 

流程图：

上调子感觉比打型还生疏，疯狂smudge，该打该打。真的是不会画头发。。。

 

最后搞定的样子，大概折腾了一个小时。

 

结论:退步还真挺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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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的旧书店是很有意思的地方。成堆的书随便摆在书架上，有时候地上都到处都是，大小厚薄参差不齐。许多都是百年前出版的，朴素的硬皮包装，纸张泛黄。兴许是因为旧书更需要避开日照的伤害，大多数的旧书店都光线昏暗，让人觉得不知道有多少年的历史文明沉淀与此，有着不可言表的神秘。当然最有意思的就是翻旧书的扉页，有时候是过去书主人的签名，少数还带有当初购买的时间和地点。

 

前阵在旧书店里东翻西弄，突然从一本书里掉出了一封信。一张Letter大小的纸，用打字机工工整整打了正反两面，日期是1966年8月2日。看内容大致应该是某牛津理工科学生毕业后写给同窗的。数数到今天，这封信正好41周岁了。41年前，大概也是如同今天一样的一个阴天，大概和我年纪差不多的那人往打字机里卷进一张纸，点起一只烟，噼噼啪啪地开始把一些生活零碎敲打上去。40年后这封信辗转到了我手里。作者呢？想起Dead Poets Society里的那句话——恐怕已成为水仙花的温床了。

 

说到年，算是一个很长的时间计量单位，长到说起几年几年不禁会让人瞳孔放大，灵魂出窍。但时间给人的感受却奇妙的很，越是长的时间感觉过的越快。人用年做龄的计量单位，让你感觉过了一年，就好比兜里又多了一颗玻璃弹珠。一辈子过的日子多如牛毛，和牛比比，装弹珠的袋子能有多大？

 

旧书店里零零星星地散落着一粒粒这样的弹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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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月我打算天天看报纸。

 

在News Agent里转了转，选了The Guardian，排版挺清楚的，又比FT便宜。吃中饭的时候开始翻，新闻纸捏在手里脆脆的，散着墨香，有点薯片的感觉。感觉到了点把计划付诸行动的成功感。

 

相对年和日，月的处境总是不尴不尬。新年有人立New year resolution，又有俗话说一日之计在于晨。而对于月来说做任何计划都不是太妥当，长期目标时间太短，打算眼前的又觉得太长——当然工资倒是每个月在发，房租水电每个月在交，月既不悠长也不紧促，因此几乎被文学词藻摈弃。不过月却是唯一有名字的。八月是奥古斯都之月。用独裁者的名字起名来命名时间，的确也只有民主的罗马才想的出来。想想也是，要横尸多少，才能让自己的名字每年都被人唠叨几十天。

 

一个八月，三十份报纸，我见我至我征服。切实可行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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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是我生日。Carpe diem，Carpe diem。